本地活化文創之旅
程尋活化香港

很有趣的,跟陳得、溫佐治以及陳達芬妮訪談,問及他們拿手的歷史古蹟及保育議題,他們的知識與見解,真知灼見,頭頭是道,很難想像他們是幾位年輕人,直情是可以主持《左右紅藍綠》。
他們跟另一友人陳露絲打,於2014年成立「程尋香港」,致力推廣本地文化保育工作,從不同途徑加深大家對每天都接觸到但忽略了的事物的關注及認識,這次談活化建築,沒有他們的仗義相助,我鬼識咁多咩……

 

疫情下的導賞團

程尋香港一直以人為本,舉辦本地導賞團遍遊香港各處有趣地方,這就是名字中那個「程」字的意思。不過,疫情持續多月,都不得不改變策略。「在限聚令未實施前,我們都非常緊慎,已經停止了導賞團,因為不想變成為『導賞群組』,我們冒不了這風險。到了4月疫情稍稍緩和後,我們收到不少查詢,問到幾時再會復辦導賞團,就在限聚令由四人放寬為八人之後,我們開始復辦一些公眾七人團。當然,防疫措施要做得足。」佐治說。

陳達芬妮道:「對比起從前辦的『大團』,一團廿多人,現在一團七人,彈性更大,能夠去的地方選擇也多了。」佐治再加以補充:「例如地方狹窄的油麻地果欄,七個人入內參觀尚算可以,但試想想若一行二十人走進去,就算不被人趕走,自己也不好意思阻礙檔主們做生意。另外有些位置,如馬路口或一些建築物的出入口,平時帶大團時根本沒法逗留,現在反而可以,這有時會有助去近距離欣賞古蹟。」

幾位程尋香港的中堅份子都是80後,阿叔我雖不懂甚麼歷史掌故(例如本人家族祠堂),但到過的地方總會比幾位多,有沒有一些地方是很渴望到訪但因不同原因而沒有到過?「可能是虎豹別墅吧,我只是聽過而從來沒去過。」陳得說。「我就沒有一座建築特別想參觀,因為若留下的只是一座建築,那意義未必是最大,反而整個社區的保育更為重要。保育不僅只是留下一兩座建築,要人、事、物的結合才能,若一事一物、一花一樹都能悉數保留,整個感覺才得以完整。」佐治說。

 

由下往上推保育

對,在日本、英國或是歐洲國家,總會見到一整個時間停留在上一世紀的小區,甚至有半個城市都保留著文藝復興時代般,但香港要找一座百年舊建築都甚為困難。陳得稱:「香港的保育計劃是一個學習過程,是要切合時代轉變。例如『活化建築』的存在是因為那幢建築已經變得陳舊,用途也不復存在。各種的原因令那幢建築已經不能再使用,這要給予它新生命來延續下去。某程度上,這是需要很高的社會水平才可做到,因為拆毁一棟建築比保存原有文化是相對容易。但當大家珍惜一些以前的東西的時候,就應該要把它留下,進一步便是『活化』。你會看到一些比較貧困的國家,因為缺乏知識和各方的配合,保育工作相對做得不太完善;而歐洲人對文化承傳的工作是做得十分好的。」

從前,香港人並沒有太多人知道保育的重要性,只較著重改善生活空間,現在時代改變,也要改變對於保育的看法。「政府對於這方面仍是一直有改革的,只是速度比較慢,各方給予的壓力也相對比較高。」陳得補充。而佐治認為,保育觀念其實也與整個社會氣氛有一個很直接的關係:「以前我們不會提及保育,但當不斷拆毁舊有建築的時候,我們會開始發現一些可以反映香港發展軌跡的建築已逐漸消失,從而發出警號。而且我們愈來愈重視香港人的身分認同,在大家明瞭到香港與香港人的價值時,便開始有人為保育而發聲。」

當你發現一切並不是理所當然的時候,你就會發聲,在保育方面也如是。「政府政策雖慢,但人們多了注意身邊環境,這也可以造成一定的影響力。現在哪裡有『圍板』,人們便會開始留意和討論,在以前這是不會發生的。所以社會環境是一個很大因素,去讓保育的聲音更加強大。」佐治道,推動保育由下往上推,是艱辛的逆行,但只要聲音夠大、人夠團結,也是一個可行的途徑。

 

活化項目成敗難料

在保育這議題上,又不用狠鬧政府,至少政府都有做,雖不是很落力,但好過冇。例如由發展局主導的「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」,就把一些值得保留、已被歷史評級的政府物業,在保育的同時,亦予有心人分享,好好善用活化後的空間。不過這由政府先導,非牟利機構合夥營運的方式,在香港頗實驗性。「從前政府收回政府物業之後,其他部門就可以申請使用,但用途沒有規限,好像灣仔舊郵政局是法定古蹟,現在變成了環保軒,雖是善用了地方,但從保育角度來看就不算是最好,因在建築上有不少改動,現在人們很難幻想這曾是一所百年歷史的郵政局。」陳得說。而現時的「活化伙伴計劃」就有列明各建築項目的保育細則,以及之後用戶的使用條件,日後他們也承擔營運開支,即是說,政府把一個歷史建築交給NGO使用,日後可否持續發展,就不是政府的責任。「始終在香港,有不同的保育方法我們要去嘗試,如『活化伙伴計劃』,我們發現你要給他們一定的時間,例如十年,由回收一個地方到發展,你才會決定這個是否成功,並不是可以用兩三年的時間就看到的成果。如在馬灣的『芳園書室』,因先天不足而擱置了,這項目本想展示當地民居特色,卻未能如願引起其他人的興趣。馬灣本身不是一個容易到達的地方,擱置這計劃也是非戰之罪。這例子帶出了一個問題,就是政府不能對所有活化計劃都公式化地推行,要靈活變通,可能對某幾個計劃需要給予更多的幫助。芳園書室跟灣仔『藍屋』本身是放在同一個計劃中,但前者可能需要給予更大彈性的幫忙,才可成功運作。」

另外,發展局也有「歷史建築維修資助計劃」,去資助擁有已評級歷史建築的業主去維修古蹟。但佐治說這計劃也有其問題:「這計劃長遠來說並不持久,一次性的維修費用也並不足夠。在香港普通房屋裝修費也可能需要一兩百萬,相對來說維修古蹟需要的金錢會更龐大。所以私人活化是較難實現的,並不是每個人都肯犧牲自己的物業捐出來做古蹟,或者花費一筆很大的金錢去保育這個建築。私人保育其實少之又少,而如何去改善這個狀況,便需要整體社會對保育的認同。如『何東花園』保育與否的爭議,要當時政府花50、60億去購買私人物業作歷史保育,有些人一定會覺得不值得的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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